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激流匆匆。唯一不变的是，总有殷殷志士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拳拳赤子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中国长春，吉林大学地质宫，门前一对石狮左右雄踞，见证了超越一个甲子的沧海桑田。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合并到吉林大学的长春地质学院的前身）在此诞生，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离开英伦回到祖国，担任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
7年前，大雪纷飞的平安夜，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英国剑桥飞回祖国怀抱。他悄然踏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脚步声却震惊了整个世界。有外国媒体报道称：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他就是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
心有大我，让他的行止有了山的巍峨；至诚报国，让他的胸怀有了海的辽阔。他以战略科学家的气魄，为国家地球深部探测技术运筹帷幄；他以教育家的身姿，为培养学生尽心尽责；他似一朵浪花撞击着梦想的礁石，又像炽热的熔岩冲出地壳，奔涌燃烧，光芒四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永远地走了，带着他对祖国最深沉的眷恋，带着祖国对他最不舍的呼唤……
一粒中国梦的种子发了芽
大雪无痕，英雄有迹可循。
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从哪里来？
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其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心路历程。
刚刚大学毕业的黄大年，在毕业留念册上，就写下了这样的豪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从他的一份工作自述中，也能清晰地管窥他高尚的内心世界。
这是怎样一位纯粹的、有情怀的、赤胆忠心的科学家！
黄大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母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父亲对黄大年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在一些小事中锻炼他的记忆能力和应变能力。“中国的未来绝不能没有文化知识。”记忆中，父亲经常讲到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他们“沉稳”“和善”，“带回国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1966年，“文革”爆发，8岁的黄大年正上小学三年级。受这场浩劫的波及，他随父母下放到桂东南一个遥远的小山村。初中时黄大年离开家，到罗城县的“五七”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工农兵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封闭，但学习生活井井有条。黄大年从这里学到了自律、独立，每当他听下放的知识分子讲课，眼睛里便满是崇拜的“星星”。
艰苦的生活，磨砺着他幼小的心灵；漂泊的日子，让他在适应各种环境中倔强成长。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辗转广西贵县，考入贵港中学。高中毕业时，当地的地质队要招两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由于反应机敏，成绩优秀，17岁的黄大年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
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他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广袤土地、秀美山川，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祖国河山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
从此，黄大年的“地质梦”拉开了序幕。
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十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全国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
高考前一天，黄大年走了近一天的山路，到达广西容县杨梅公社高中考点，跟随浩浩荡荡的赶考大军进考场。有志者，事竟成。黄大年如愿以偿，以杨梅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二楼的阅览室，厚厚的一本弗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三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
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气、聪敏机慧、热情奔放的青年。
美好的大学时光倏忽而过，转眼来到毕业季。当时流行写毕业留念册，在册子上留下青春的照片和临别的赠言。
那是一张一寸黑白证件照，24岁的黄大年，一头浓密黑发，目光坚毅，俊朗的脸庞充满朝气。照片上方，有一句赠言简短有力：“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一颗中国梦的种子，此时发了芽。
1982年，黄大年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又考取硕士，硕士毕业，继续留校任教。他曾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从助教到讲师，风华正茂的他一路优秀，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科学的春天里，疾步如飞的黄大年和百废待兴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
一颗赤子心，时刻准备着
“对我而言，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黄大年虽然身在海外，但一颗心，时刻准备着回来。
作为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在英国搞科研，始终是一个被追赶者，但他并不觉得荣耀，因为他是“有祖国的人”。
“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满腔赤子情，一颗报国心。对于黄大年来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才是最大的成功，才是今生今世最大的价值。
1992年，黄大年再次来到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启动，通过层层筛选，黄大年拿到了全国仅有的30个公派出国名额中的一个，他被派往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是同批留学生中唯一来自地学领域的博士生。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临别时，黄大年铿锵的话语，至今留在老师、同学的心中。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千人计划”专家毛伟健与黄大年结交已有25年。黄大年来到利兹大学攻读博士时，毛伟健正在利兹读博士后。“他背个双肩包，一见到我就兴冲冲地自我介绍。”第一次见面，黄大年就给毛伟健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知音初遇，惺惺相惜，后来经常在一起谈生活、谈学习。
黄大年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四年里，他对时间吝啬至极，每分每秒都在吸纳、都在追赶。1996年12月，黄大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成为该系获评优秀学生中唯一的海外学生。
博士毕业后，黄大年回到母校。此时，国外同行在航空地球物理方面的研究日新月异，黄大年唯恐落下追赶的脚步。第二年，经单位同意，他又前往英国，继续从事探测深水油气和水下隐伏目标的研究，成为当时该领域的少数中国人之一。
这是一家名为ARKeX的航空地球物理公司，黄大年在公司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研发部主任，是一个被仰望的传奇人物。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主要从事海洋和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方法、技术和装备研发。它是一种能够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和条件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装备，被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是强国展示实力的重要标志。
本领过硬，黄大年成为国际著名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专家，受到国际同行的尊敬。许多年后，当黄大年带队到他曾经工作过的英国公司考察时，对方安排他们参观正在研发装置的核心部分，甚至不吝介绍其中的重要参数。此情此景，让随团考察的中科院院士罗俊感慨万分：“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还第一次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如此隆重的接待。”
一晃10多年，英国俨然成了黄大年的第二故乡。事业有成，收入优渥，有花园洋房，妻子在伦敦经营着两间诊所，女儿也上了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安逸舒适。
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团熔岩渴望爆发、渴望奔涌，渴望将这份光与热奉献给祖国。
2004年，黄大年正在大西洋深水处攻关“航空重力梯度仪”军转民技术时，父亲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电话那头，父亲深情地对大年说：“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也悄然离去。当时，黄大年正在国外一个空军基地做试验。母亲临终前，留下的还是那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
自古忠孝难两全，康河的水，大年的泪，赤子的心。
海漂18年，黄大年一直怀揣着对祖国的惦念，对父母双亲的惦念，无论是回国讲学还是参加学术会议，他总会像一叶风帆急急驶来。而18年后真正归来，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不愿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但总有相似的星光交相辉映。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过两次大的归国潮，都与国家、民族的召唤紧密相连。
李四光们的归来，是奔向“新中国”；黄大年们的回国，是践行中国梦。
2008年12月，中国决定实施“千人计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或以适当的方式为国服务。中国梦这三个字，让以黄大年、施一公、潘建伟等为代表的留学人员无比振奋。他们纷纷汇入归国大潮，引领中国在多个科研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从“救国梦”到“强国梦”，从“个人梦”到中国梦，两代留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报国的赤诚。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漂泊18年，黄大年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机遇，等待一次召唤。
2009年4月，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远在英伦的黄大年。
听到母校的召唤，海外赤子的一颗心，被彻底激活。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明确表示，考虑回国。
黄大年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黄大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在黄大年给刘财的一封邮件中，爱国之情一览无遗。
剑桥的宁静，康河的柔波，在黄大年心中难免有牵绊、有不舍。他的科研团队也再三挽留。“伙计，你别走，留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国际航空物理学家乔纳森·沃特森后来回忆说：“当黄教授离开英国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们特别悲伤，对他的为人以及事业上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许多人想让黄教授留下。”
他的妻子张艳在卖掉苦心经营的两个诊所后，蹲在一堆医疗器械里失声痛哭，她是学医的，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可黄大年归心似箭，再难动摇。
“康河留下了我的眷恋，而地质宫刻有我的梦想。”那时，国内顶尖科研单位的许多橄榄枝，都向黄大年抛来，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母校，因为那是他梦想出发的地方。
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长春大雪，一架民航班机缓缓降落在长春龙嘉国际机场。18年的英伦生活，黄大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6天后，黄大年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他因此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每每想起签约的场景，黄大年都会感慨万千，以至于7年后的同一天，他彻夜难眠，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从海漂到海归一晃18年，得益于国家强大后盾，在各国才子强强碰撞的群雄逐鹿中从未言败，也几乎从未败过！有理由相信，回归到具备雄厚实力的母校，只要大家团结和坚持，一定能实现壮校情、强国梦。”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
“我最骄傲的，就是入选了‘千人计划’专家，因为有一群赤胆忠心的‘千人’和我一样回归祖国，一同前行。”
世界科技的竞争，往往没有第二，只有第一。地球深部探测技术，也是如此。
地球深部还隐藏着多少秘密？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已经完成一轮深部探测，牢牢占据了地质科学领域的制高点，而我国在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国家战略的推进，需要一批科技领军人物，需要一批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就是“千人计划”引进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他能深入专业探幽微，又能跳出专业览全貌，有着深邃的战略眼光、高超的科技宏观决策能力和凝聚其他科学家的巨大人格魅力。
他的回国，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就说明了一切。
2009年4月22日，第四十个“世界地球日”到来的时候，我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正式启动，叩响了“地球之门”。
这是我国历史上实施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计划，是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重大战略计划。该计划设置九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被称为中国地学界的“集结号”。
一声号角响，万千英才聚。
黄大年甫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作为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首席科学家，他以吉林大学为中心，组织全国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地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
黄大年致力攻关的“航空重力梯度仪”，就像一个“透视眼”，给地球做CT，能洞穿地下每一个角落。这套系统十年磨一剑，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颠覆性”技术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在这一产品和技术上，西方对中国实行最为严格的禁运和封锁。“这是国家发展无法回避与绕开的话题，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装备，就必须突破发达国家的装备与技术封锁。”黄大年深知，要想叩开“地球之门”，必须靠中国人自己。
方向确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可项目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养成的惯性思维、行事风格、处事理念，让黄大年对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经常不理解，很生气，又无奈。
面对种种不适应，急性子的黄大年不仅要倒“时差”，还要倒“识差”。好在有“千人”同行，他觉得并不孤单，“大跨度的经历难免遭遇各种困难，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也简单：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一人力量小，“千人”力量大。黄大年搞交叉，搞融合，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大增量。在黄大年的感召和努力下，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等“千人”纷纷来到吉林大学，他们在不同学部、不同领域相互交叉、融合。如今，吉林大学的“千人计划”专家已经有32人。
大学科、多学科交叉，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必然趋势，黄大年深谙此道，他绘就了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在深地、深海、深空、信息、新材料等领域交叉融合，以大学科支撑大科学，以大科学带动大学科。
2016年9月，一个非行政化的科研“特区”初步形成：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式成立，黄大年任首任学部长。
成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是黄大年回国后最高兴的事。学校曾多次催他申报院士，他都风轻云淡地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
每一个学生，黄大年都要精心雕琢。他说，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同时也是目光高远的教育家，他培养学生不仅是“授人以渔”，更是为了学科发展的未来、人才建设的未来、国家战略的未来。
“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而这段并不平坦的进程需要几代人去完成。如何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让文化与智慧长久地传承下去，值得每个人思考。”黄大年这段话，体现的正是他致力于培养国家高精尖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2009年秋，黄大年为新生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周文月为能听到这样一场大科学家的报告感到幸运。更幸运的是，这位大科学家后来还成为了她本科到博士期间的导师。黄大年的悉心指导让她感动不已，“光是课题‘汶川震区地球物理及地壳运动特征研究’就不知改了多少遍，每一个细节，黄老师都不放过。”
2010年，吉林大学启动“名师班主任计划”，黄大年担任第一届“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还自费为班里24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说信息时代就要用现代化的信息搜索手段，追求先进的理念必须从细节开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首席科学家当起了本科班主任，很多人不理解。而对于黄大年来说，这是理所当然。在国外，越是名师越要给本科生上课，如果学生在本科阶段接触到一流的教授，会受益终身。在这件事上，黄大年有亲身经历。他在读本科时，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院士的一次讲座，让他一下子打开了眼界，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走出去看一看”。
这是一种深远的师承。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这是黄大年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他激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家国情怀，不能只做国内的佼佼者，应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学生为对手。
在黄大年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只要因材施教都能成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跟我搞研究将会很苦，但一定很值得。”每带一届学生之前，黄大年都会和学生说同样的话。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脑。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学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台电脑，讨论清晰高效。
他办公室的窗户无论冬夏，都开一条缝。“思考需要氧气！”黄老师的连珠妙语经常把学生逗乐。
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有名气的“茶思屋”，这是黄大年专为学生开辟的“造梦空间”。这里原本是杂物间，简单装修一下，几组沙发，两套茶具，一个吧台，就是一处休闲的所在。学习累了，心情差了，大脑一时“短路”了，都可以到这里来喝喝下午茶，许多“脑洞”也许就轻松打开了。
黄大年打造这间“茶思屋”，一定是受到剑桥大学到处都是咖啡屋、酒吧的启发。据说，科学家詹姆斯·沃森上世纪50年代就在其中一家酒吧里边喝啤酒边聊天，构思出DNA双螺旋结构，为此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学生们非常喜欢这间“茶思屋”，更明白老师开辟“茶思屋”的用意。
在学生心里，黄大年既是一位严师，又是一位慈父。怕学生节假日想家，他就邀请学生去自己家做客；谁感冒了，他抽屉里永远预备着感冒冲剂；听说一个学生父母腰有病痛，就托人从国外带回药片；要出远门，他带着学生的作业在路上批改；住进了重症监护室，仍不忘叮嘱学生修改作业中的错漏……黄大年最想做的，就是带出一批像样的年轻人，在地球物理研究的国际舞台上，站得住脚，有话语权，让中国的脊梁挺起来！
“四海同仁扼腕叹，满园桃李呜咽鸣。”这样一位只想着别人的人，从来没时间考虑自己的健康。
黄大年走了，他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近800人前来送别。偌大的告别厅装不下太多的悼念，省领导来了，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来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了，同事们来了，学生们来了……
黄大年走了，他视若孩子的学生们泣下似山雨：“我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若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
黄大年走了，他的同事泪崩如决堤：“黄老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只是科研项目遇到难关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黄老师，我又没有特意去想你，不敢让自己经常想到你，因为太多事情还要去做，你的遗愿还要继续……”
一朵洁白的浪花，奔腾着抵达理想的彼岸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斯人已逝，当人们今天再次翻看黄大年在1988年写的这份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入党志愿书，无不为之动容。
这段文字，像一个预设的程序，在对初心的坚守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运行；
这段文字，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虽历经风雨寒暑，最终扎根沃土，华盖参天，达成了一个完美的心愿。
黄大年是一代人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460万留学生的楷模，正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所说，“他的精神感染、激励和鼓舞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团队、几届学生、一所学校，而将是一个领域、一批学子、一代人。”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表明，作为精确探测地球深处的高端技术装备，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
中国进入“深地时代”！
地球物理界震惊了。国际航空物理学家盖里·巴尔内斯用两个“非常”评价黄大年：“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他做出了非常多的创新。”
在场的评审专家无不对项目、对黄大年交口称赞。可谁也没有注意到，黄大年身上散发着一丝冰片的气味。
他吃了速效救心丸。
黄大年是在赴京前一天晕倒在办公室的。“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
回国7年，他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常常忘了睡觉、忘了吃饭。地质宫507室，是黄大年的办公室，只要不出差，屋内的灯光每天要亮到凌晨，门卫大爷早已习惯了他的工作节奏。
回国7年，他超过1/3的时间在出差，不肯浪费宝贵的白天，他总是订夜航，在飞机上入眠。
每次出差回到办公室，他就把会议吊牌随手挂在衣柜的横杆上，7年下来，竟攒了满满的一杆，大小各异、五颜六色的会议吊牌，每一个都是他奔波劳碌的见证。黄大年的秘书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办公室的北墙上，贴着一张2016年的巨幅日程表，几乎每一日的格子里，都有安排，最后填写的是：2016年11月29日“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记录便戛然而止。
黄大年为什么如此惜时不惜命？施一公替他作出了回答，“在前沿科学研究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优秀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每当黄大年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看一看办公桌对面的那张照片，那是2010年夏天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与“千人计划”科学家代表的合影。看到这张照片，无穷的力量便又在心中回升。
东奔西波，黄大年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家，反而成了一个短暂的栖息地。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妻子张艳。
从卖掉诊所、舍弃“医学梦”跟随丈夫回国，到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爱护他，张艳是黄大年一生中最坚强的后盾。他对妻子许下一个又一个诺言，“再有一年就忙完了。”“再有一年就是正常的生活节奏了。”可是，年复一年，黄大年还是那个有家难回的黄大年。
有时候，有些话，男人是说不出口的，唯以文字来表达。一到节日来临，他便在朋友圈里抒发几句感慨：
2016年2月22日，元宵节，他这样写道：“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洋。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五层，夹在‘十二五’验收和‘十三五’立项的结合部，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难两全。”
2016年9月10日，教师节，他写道：“可怜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末、节日加平时，空守还是空守，秋去冬来，在挂念中麻木，在空守中老去。”
人毕竟不是机器，哪里经得起这样无休止、高强度的运行？2016年11月29日，也就是办公室日历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日子，黄大年再次晕倒，这一次是晕倒在飞机上。他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检查结果在预料之中：住院治疗，但却比预料的更糟：胆管癌。
2016年12月14日，一向健壮的黄大年，被推上了手术台。
手术前一晚，当探望的人离开后，他独自在病房打开微信相册，从头翻到尾，过往的岁月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他知道自己即将踏入“战场”，于是在朋友圈里写道：“人生的战场无所不在，很难说哪个最重要。无论什么样的战斗都有一个共性——大战前夕最寂静，静得像平安夜……”没想到，这成了黄大年朋友圈的最后一条。
他去世前一天，“千人计划”联谊会换届。施一公在介绍完候选人黄大年的基本情况后，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年病危，正在和病魔殊死搏斗。”全场肃然，唏嘘一片，大家不约而同，高票推选黄大年作为副会长，每一票都是祈祷，每一票都是挽留！
此时，在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女儿黄潇正在分娩的疼痛中挣扎。一声啼哭，黄大年的外孙“春伦”降生，这是他早就为外孙起好的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当家人把手机上婴儿的照片举到他眼前时，黄大年的意识正在渐渐远去。
黄潇与父亲上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她的婚礼上。父亲特意请假匆匆赶到英国。那一天，父亲既高兴又不舍，搂着穿婚纱的女儿，在优美的音乐中翩翩起舞。很久没有这样近距离看女儿了，原来女儿已经这么大了，这么美了，要嫁人了，父亲含泪的微笑，没有逃过女儿的眼睛。那一天，父亲送给女儿一块老旧的手表，那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姥爷送给他俩的传家宝。父亲将手表给女儿戴上，便匆匆离别。
这一别，竟是永诀。
2017年1月8日13时38分，一颗强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英雄魂魄化作一只百灵飞向了天空。
“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
大年，这是你生前最喜爱的歌，每当唱到深情处，你都禁不住泪眼婆娑。
“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
大年，这也是你的同事学生好友亲朋最想唱给你的歌。你的青松气质、红梅品格，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你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如山一样的巍峨！
英雄无悔，在梦想出发的地方，你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
国士无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你！
实验室里，2016级博士生高秀鹤不自觉地直起身子，往常，导师黄大年常常提醒她，要注意坐姿。
黄大年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大弟子”马国庆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要把导师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吉林大学人才办副主任徐昊一直在忙着为新兴交叉学部招贤纳才，这是黄大年始终的牵挂。
……
黄大年走了，又似乎未曾离开大家。
2017年1月8日，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猝然离世，终年58岁。
他是给地球做CT的人，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他的科研可以上天、入地、潜海。他让中国地球物理勘探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黄大年生前最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他挥手作别，留下一襟晚照，和那短暂又璀璨的一生。
少年天问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层下埋藏着什么？这是黄大年少年时代的“天问”。
带上行囊，随父母钻进卡车，从一个矿区驶向另外一个矿区，这种情景在黄大年的童年不断重复着。在地矿系统长大的黄大年，从小跟着父母在矿区流动“居无定所”，矿区像他另一个家。从那时起，“勘探”如同宿命般，同他，也同他脚下这片土地纠缠在了一起。
黄大年额头有一条明显的伤疤，那是物探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个痕迹。高中毕业后，单位子弟大多直接在系统内参加工作，黄大年也不例外地被分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做了物探操作员。“那时的工作充满风险，伤是在采集关键数据时留下的。”黄大年曾对人说。
山路，对于身为物探队员的他早已如同平地。1977年高考前一天，他整整徒步一天，走向了广西容县杨梅公社中学，走进改变命运的考场，也踏上了一段传奇之旅。
放榜时，他以超出录取分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年老师当年的成绩是可以上清华北大的，但他依然选择了地球物理。”马国庆说。
“农林水地矿油，当时是最艰苦的专业。”吉林大学副校长韩晓峰回忆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地质勘探吗？”开学时，老师问台下学生，学生们都摇头。
老师教他们唱了一首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唱起这首歌，便知是地质人。”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如同暗号，串联起那个时代地质人的共同梦想。
野外，尖利如刀的疾风，挟着沙石，磨糙皮肤，那是个苦差事。以铁轨声、驼铃声为伴奏，青年黄大年唱起这首歌时，浑厚歌声从胸腔发出，响彻荒原，一股力量在心中升腾，驱散疲劳。
“为国家找矿”，于黄大年是一种使命。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力，无形的鞭子在鞭策他。
黄大年的焦虑感并非无来由，他太知道地质勘探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回国后，有一次记者问黄大年，中国的深地探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导弹部队’。”黄大年语气中带着忧虑，就这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
“老同学，再会，我一定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带回来！”1992年，他获得留学基金资助，赴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临别前夕，黄大年重重地拍着同窗好友林君的肩膀说。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领衔的海洋和航空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测技术团队，这是一支囊括外国院士等人才的高配团队。这项高效探测技术可以应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领域，多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方多家石油公司。他被誉为世界航空地球物理顶级科学家，成为这个领域的探路者和引领者。
科学家深奥繁复的工作和民众之间天然矗着一堵墙，只有一些简化的比喻才能代为转译。
“黄大年的工作就是给地球做CT，透视地球，军用、民用都有大用场。”黄大年的助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教授于平说，比如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层次机理，必须向地球深部进军，了解地球深部地质构造。
实际上，这种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意义更加重大。正因如此，这项技术涉及的重要装备在国际贸易中被列为“非卖品”。而彼时航空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在中国还几乎是一张白纸，直到黄大年归来。
和钱学森回国时“惊心动魄”的围追堵截相比，黄大年的归国也充满了传奇，国外媒体写道——“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在如今已是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的林君看来，黄大年的回国只是一次朴素又久违的回家。
很多初闻黄大年事迹的人很难理解他的选择。彼时，他在英国住着花园别墅，待遇优渥，事业有成，一家人的生活舒适安逸。隔着关山万千重，他却坚持要“回家”。
2009年底，黄大年终于达成心愿，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时国内的媒体习惯用“毅然回国”来形容他的回国。黄大年反对这样的说法：“我是这片土地哺育出来的炎黄之子，能够越洋求学获得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才是必然，而非毅然。”
“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2016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给自己回国6年的答卷打了一个分数。
不过，在很多了解他的同行看来，这个分数有点“过于谦逊”。
短短几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以他所负责的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结题为标志，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赤子其心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一天中，有那么一会儿，黄大年什么话都没有。
他双手惬意地撑在三角形的吧台上，手中马克杯里有四分之一的红酒，傍晚暖煦的夕阳穿过满是公式的背板，洒在这间名为“茶思屋”的房间里。旁边低鸣的处理器不舍昼夜地处理着电磁重震的数据。
这是黄大年一天最轻松的时刻，学生们或坐或站，在这间房里自由探讨，讨论最多的是“舵向”，比如如何对接国家需求，黄大年眯着眼认真听着，激动时会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这里原是一间茶水室，后来被黄大年专门改造成学生的“造梦空间”。茶思屋的名字，是黄大年起的。提醒大家“慢下来，想一想”，所思之物，是他们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归宿。
每当科研进入困境，黄大年在办公室和“茶思屋”间来回踱步时，他会想起这座地质宫的诞生：在筹备长春地质学院建校工作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向北京的李四光致函，询问他的意见。李四光立即回信，勉励喻德渊“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黄大年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谈到这些，林君在空中比画出一个点，然后一圈一圈画出一个靶子，“国家需要什么，黄大年就研究什么，从这个原点出发去确定课题，然后再去组织团队，分派任务……”
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黄大年却不爱用“大词”。“下午喜欢小酌一杯”，“爱侍花弄草”，“KTV里的麦霸”，学生口中拼凑出的黄大年可爱、直率，甚至有点儿“孩子气”。这跟人们想象中荣誉等身的学术大家相去甚远。
“来，我带你们做一次免费的足疗。”有时候，黄大年会把学生从实验室叫出来，带头脱掉鞋，在操场上健步如飞，将学生甩到身后。学生周文月至今还记得，那天傍晚脱掉鞋，光脚在操场上奔走时冰凉硌脚的感觉，那是紧张科研中难得的放松。
一次徒步游，路过游乐场，黄大年看到学生想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带着学生玩遍了所有项目。黄大年的学生、吉林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乔中坤至今还记得，那天在游乐场里，黄大年“开心得像个孩子”。
在科学的迷雾旷野，谁都是摸黑前行，赤子般的纯真就显得尤为可贵，孩童般大开的脑洞，有时却成了仄巷中的转机。黄大年举着这柄“火把”，点亮了地质宫，照亮了黑黢黢的“深地”。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他的“孩子气”有时让人“难以理解”。
航空重力项目涉及经费1亿多元，作为首席科学家的黄大年，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经费，但他丝毫不介意。深地关键仪器装备项目经费4亿多元，他没有把眼光仅仅盯在吉林大学，放眼全国寻找适合的科研单位时，他主动给这些科研单位打电话，说要给他们经费，一起从事研究，当时甚至有人以为遇到骗子。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研究机构“拉点儿经费”，他却以一句“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回绝。
他不懂“规则”。在公开学术场合的第一次亮相差点搞砸，在那天的评审会上，他的演讲足足超时了一个小时，台下的专家视为挑衅。
杨振宁的好友库兰特夫妇在回忆杨振宁时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是极少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这仿佛是存在于大科学家身上的特质。黄大年也不例外，即使日程排得再紧，他也会抽出时间给中学生作科普讲座，“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把自己的工作讲给孩子们听。”黄大年的讲座似乎有一种魔力，“一场报告下来，很多孩子听得血脉偾张，抱定了大学要念地球物理的决心。”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回忆说。
黄大年要把少年时的“天问”传递给这些稚嫩的大脑，开蒙启智，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些人就是未来中国科学崛起的脊梁。
乔中坤跟黄大年的第一次见面，就被他这样“蛊惑”了。2010年乔中坤本科入学，在新生入学讲座上，那一节的专业指导课主讲嘉宾正是黄大年。
“你们知道什么是航空物探？”
“航空物探就是坐在机场，一边喝咖啡，一边干活，等咖啡喝完了，活也干完了。”乔中坤第一次发现，“原来航空物探这么酷”。从此，他跟如此“炫酷”的地球物理和如此“炫酷”的黄大年结缘。
同样被“蛊惑”的，还有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崔军红。她还记得，后来所有故事的发端，都从2010年那场历时5个小时的深谈开始。
同样是吉大人，同样旅居国外18年，同样功成名就。在未见黄大年之前，崔军红就对这个师哥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一次偶尔的学术交流，让当时还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的她再次踏上故土，回到母校。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语气中的忧虑让她难忘，跟黄大年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回来吧，吉林大学要上天入海，母校需要你，祖国更需要你。”黄大年的语气中有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闭门5小时的深谈后，崔军红走出地质宫，天擦黑，却心绪澄明，她打定主意回国。
后来她才知道，黄大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要打造一个学术特区”。2016年，回国仅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打造了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非行政化科研特区。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的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交叉学部副部长的“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说。
而支撑起这个特区的，是一批像黄大年一样的归国专家，王献昌、马芳武、崔军红……
“试问有谁不爱国！”崔军红说。黄大年那没有任何杂质和计算的拳拳赤子心点燃了他们内心的冲动。“没有‘海漂’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些‘海归’内心的急迫”。
“中国需要黄大年们，黄大年们更需要中国”。
在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殷长春，腰上缠着治疗腰肌劳损的护腰，那是长年劳累的后遗症；当记者推开林君办公室的门，发现他在座位上握着笔睡着了……
在之后的采访中，不断涌现的细节一遍又一遍确认着，黄大年并非“孤勇”，这里有一群跟他一样的“疯子”。
“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黄大年曾这样说。
归去来兮
“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
那盏盈盈的灯光还亮着。
时针拢向24点，又是深夜。司机刘国秋焦躁地按着喇叭催促。灯光终于熄灭，咚咚咚，沉重脚步声由远及近。再过几秒钟，一个壮硕的身躯，拖着皮箱从楼里走出来，一脸抱歉：“刘师傅，辛苦啦！”
在最初的几次碰面里，司机烦透了这个黄老师。
“这客人我不拉了，您另请高明吧！”他跟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抱怨着。因为经常出差，学校想给黄大年找一个专车司机，但拉了两次，刘师傅就准备撂挑子，“哪有这样的，每次都是最晚的航班，回到家都两三点了。”
每次都要在高速路上演“生死时速”，每次都是在飞机关闭安检闸机前一刻赶到，每次刘师傅的手机里都会收到一条“已经登机，刘师傅，谢谢”的短信。
渐渐地，刘国秋也好奇，这个黄老师到底在赶什么呢？
是啊，黄大年这般追星逐日，到底是跟谁赛跑？
7年间，他每年平均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他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有这种不安全感，黄大年也不例外，他对时间的支配简直是“吝啬小气”。
“真的没时间。”每次让黄大年填写荣誉材料，黄忠民都会被这句话堵回来，“大年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能准备十几页材料，但要让他填报荣誉材料，半页纸都找不到”。
黄大年办公室最右侧的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栏上挂满了花花绿绿各种会议的胸牌，下面就是被褥，遇上科研攻关，累了他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
“肯定又是经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的奋战。”这样的黄老师，王郁涵再熟悉不过了。
没人知道，黄大年把24小时掰成多少块。
一拨拨记者进入黄大年生前的办公室、实验室，跟他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学生谈话，试图拼凑出一张黄大年回国7年的年谱，可这张年谱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总是被分岔的线头引向千头万绪。当我们凝视着黄大年办公室里足以覆盖整个墙面的2016年日程表时才发现，在许多时间点，他同时做着其他几件事。
时间长了，刘国秋的厌烦逐渐变成了自豪——“隐约感觉他是个干大事的人。”他们成了朋友，就算是午夜在高速路上驰奔，他也觉得与有荣焉。有一天，黄大年问他，“能不能帮我开一辆卡车”，刘国秋的这种荣誉感达到顶峰。
“不许用手机捏照片（照相）。”开卡车前，黄大年告诫刘国秋。直到很久之后刘国秋才知道，那台卡车装载的是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和“国家使命”。他所不知道的是，无数次晚上开车赶飞机、接飞机，那个“干大事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正在填补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这样一个争分夺秒的人，有时对时间却是“挥金如土”：看到别的高校申报的课题是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急需的，黄大年会放下工作，帮助人家策划项目、申请资金。
“应该在这里安装一个叫号器。”黄大年的办公室宽敞简单，一张大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着两台显示器，两张办公椅并列在办公桌前。“来找黄老师的人，大多是为求教科学问题，或者商谈技术解决方案。黄老师会让客人跟他坐在一起，这样便于在电脑前沟通。”王郁涵总是不忍带他们去见黄老师，她知道，每每这时，黄大年会放下手头的工作，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
最慷慨的，是对自己的学生。
在黄大年的笔记本电脑里，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在开会休息时他通过邮件批阅。每次出差午休时间，他会通过视频通话，给学生解答问题。乔中坤记得，无数次黄大年拖着行李和疲惫身体出差回来，第一站总是实验室，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的青涩出的才”。这是国家交给他的另外一项使命，“我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马虎不得。”黄大年常说。
2016年6月28日，北京青龙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表明，作为精确探测地球深处的高端技术装备，航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项目用5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
在场的评审专家无不对项目、对黄大年交口称赞。可谁也不知道，他刚刚吃了速效救心丸。
黄大年是赴京前一天晕倒在办公室的。“不许跟别人说。”这是黄大年醒后对秘书说的第一句话。
黄大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疲倦和伤痛包裹起来，不让学生、同事知道，更不让国家知道。
不过，细心人还是瞧出端倪。
刚回国时，羽毛球场上的黄大年很生猛，“连打两三个小时，我们这边换了两三拨人，他都不休息”。单位组织爬山，黄大年总是走在最前面。2016年开始，马国庆发现，球场上黄大年的身影消失了，他暂停了一切体育活动，“他仿佛预感到什么即将到来”。
在一场无人机航磁系统评审会上，黄大年带着工作了一夜的倦容赶到测试现场，无人机轰鸣着起飞，在工作车里，黄大年却在蜷着身子打盹儿。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张贵宾看到那一幕忍不住落泪，“那一刻，他像极了一个疲劳过度的民工”。
如果将这场采访提前两年，学生和同事对黄大年的印象或许完全不同。“他浑厚有力的嗓音给人一种安全感，他像超人，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把所有的事都包揽下来”。他像一棵大树，学生同事都在这里遮风避雨，跟他相处久了，他们会偶尔偷懒，“一个项目申请书改到没有头绪时，放到大年老师的办公桌，反正第二天早晨醒来就改好了”。
对于周文月来说，这个“谎言”被拆穿是在1月4日傍晚，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黄大年带着呼吸机、眼睛半闭着被推了出来，他衰弱地喘息着。周文月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黄老师，他如此衰弱，又如此真实。那个“超人”不见了。
刘国秋也发现，黄大年好久没来坐自己的车了。“那个赶时间的人怎么突然闲下来了？”刘国秋心想。他想看看这个坐了他几年车的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他用手机翻看黄大年的百度百科，一句一句读下来，眼眶热乎乎的，手机拉到最后一句，享年58岁。
“黄老师正在用这种方式跟我告别呢！”刘国秋眼泪决堤。那天是1月8日，黄大年永远离开了地质宫。
短评
国之栋梁 学之楷模
星斗其人，赤子其心，黄大年秉持科技报国理想，在科技创新上只争朝夕，在人才培养上兢兢业业，以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铸就了一座震撼人心的精神丰碑，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为国人点亮了一盏心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贡献，时代发展也呼唤人才担当。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始终把敬业拼搏作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用卓越成就诠释了当代科学家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形象，用深沉大爱诠释了教师本色，是当代海归赤子科技报国的楷模，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梦者和筑梦者。
强烈的爱国情怀是知识分子以身报国的动力之源，无论是家国危亡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千千万万个像黄大年一样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奋力拼搏。他们有思想、有能力、敢担当、善作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以实干撑起了科技强国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大年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散发着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是最好的说服，更是最好的引导。生逢这个伟大的时代，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信心，向榜样对标看齐，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图文编辑：院团总支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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